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愈演愈烈，从国际政治现实出发，全球治理面临哪些新的转变？

秦亚青：首先，全球治理现在显然是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基本上也是学界和政策界都承认的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全球治理目前在全球层面以及整个国际体系层面遇到重大困难。原本很多领域都是在全球层面开展，比如经济领域几大主要的治理机构，World Bank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世贸组织这三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但是现在的运转都不顺畅，在这些组织里面寻求合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情势下，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全球治理的扁平化，开始下沉到地区层面。这几年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一个的治理协议就是RCEP，以东盟为主达成的一个区域性的治理协议。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第二个变化，我将其称之为全球治理的跃升，人们现在考虑全球治理已经不仅仅在考虑人类自身治理，而是考虑人类怎么和其他世间万物共同治理，不是人类以征服它们为目的、单纯地为人类服务为目的，而是真实地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成员来考虑我们这个地球怎么治理，这就是所谓的“地球社会”。如果说全球治理现在有两个很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下沉到地区层面，另一个就是跃升到整个地球层面。

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炸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将受到哪些影响？

秦亚青：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提高人类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从而提升治理效率，目前人们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获取大量信息和数据就比过去要容易得多。第二个影响是在制度层面，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完善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也需要被治理，由人工智能发展引发了的一系列法律规范问题，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和责任归属等，需要世界各国建立跨文化、跨国家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框架，即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制度以防范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观念层面的影响，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隐私泄露、伦理挑战、竞争鸿沟等一系列难以预测的事情，因此人们怎样从观念层面理解、接受、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人们需要以天下关照的视角去观察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就像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以公正的心态去判断什么是公正，这样才能扬长抑短，使人工智能不仅对人类，甚至对世间万物都有好处的同时积极克服其弊端。

问：您目前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软权力建设研究”，您认为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秩序塑造？

秦亚青：中国要塑造一种怎样的世界秩序或者规则，这不仅仅和软权力有关，也和硬权力有关。中国这些年来的迅速发展是中国在世界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基本保证。当然，中国还要有软实力，较之硬实力，我们的软实力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怎样去补足这一块，我参与研究阐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软权力建设研究”主要就是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通过参加全球治理，可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过去我们都思考怎样增强我们自身的软实力进而去塑造国际秩序，加强我们在国际政治、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而我们做的这个项目是通过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试图发现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提升自身软实力。其次，中国现在确实需要提升软实力。中国如果不参与全球治理，软实力就会下降。对此，我们制定了三个指标：道义性权力、话语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亟需加强，中国有很多智慧、很多道义性的东西，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但是我们需要使它真正产生效益和影响力，即成实际权力。

 

问：“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提升自身软实力与话语权的一大困难，如何在东西方巨大的治理文化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秦亚青：一个非常适用的理论是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即通过语言的有效使用，参与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要让西方国家彻底理解东方文化固然十分困难，但正是因为艰难，才更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以治理为例，纵使西方国家更多是以原子式的方式思考世界，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个体，而非像东方国家一样采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式思维，但这种现象也并非绝对。譬如在经济管理学中，关系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也已经被西方广泛接受。在治理领域，西方国家也意识到了规则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提出了企业文化等概念，不仅可以理解团结一致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就此建立起复杂的研究模型。因此，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且最重要的是，在沟通过程中不要做“一刀切”式评判，文化之间应该是一种美美与共的互补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问：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中国学派，这在根本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秦亚青：我认为有三个“意味”。第一个“意味”，就是把中国人的智慧，把中国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优秀理念，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并非代表我们要推翻别的智慧或理论，而是我们要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二个“意味”，就是中国学派需要把中国的实践、文化等内容提炼升华，进行概念化处理，只有概念化起来才能和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去进行比较，互相激发、互相促进。如果不进行概念化，它永远是一种经验，成为不了理论。因此，两个转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意味”，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人类共同的知识，以理论为体现的这种知识，它必然是多元的。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中国学派，它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立足于世界国际关系理论之林，我们必须也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然我们现在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这三层意思就是我为什么希望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

有些人认为建立了中国学派就是要分裂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观点。差异不等同于分裂，实际上，差异才是创新的原动力，任何创新的理论都与原来的理论存在差异，差异定义理论创新。还有人认为建立中国学派就是要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新的话语霸权或者中华中心主义，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如果中国连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的话，怎么去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争鸣，怎么去互相启发或者互相反驳呢，这本身就是学术的本质。所以说现在中国人确确实实要先做出来一些东西，做出一些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和别的思想对话，这就是我提倡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您曾提出“关系性逻辑”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重要概念，能否分享一下理论创新的相关历程？

秦亚青：我参加过十多年的东亚思想库网络活动，在很多一线的实践活动中，就发现东亚地区的这些人在打交道的时候，与过去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理性主义很不一样，他们很注重人际关系，也包括年龄、资历这些东西，也很注重保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样有些具体的合作就会很顺利地进行。所以这个现象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讲究的“我制定一个规则，大家都按这个规则进行合作”很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东亚地区不依赖正式规则，但同时也依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实践方式。。

所以当时第一步，我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对关系这么重视？”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东南亚、东亚地区又恰恰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第二步我就开始做研究，这个做你必须得让西方人也能明白你说什么，那就要把它从概念到理论发展再到整个阐释都要写得明明白白。我的第一篇讨论关系的论文发表应该是在2004年左右，到剑桥出版学术专著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是在2018年，前后有十四五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漫长的。现在考虑的是一些新的科学发现，也就是原来这种以原子为核心的世界观有着重大的局限。现在在做超越人类社会的地球治理，很多都是与量子理论相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万物相连”。从关系宇宙学来讲，整个地球以及整个宇宙，乃至将来的多宇宙，我们可以看成是万物平等、相互关联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很大质疑。所以说这个就和“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如果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关系性和量子力学的关系纠缠相结合，也许能够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当然做研究都是很难的，也需要很多的精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思路。虽然近年来在东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都出现了“关系转向”的现象，但儒家关系主义是深度关系主义，它更像量子纠缠一样，是内关联、内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运动，而不是指两个分离的东西产生了关系。

问：中国学者应如何摆脱或减弱“西方中心论”影响，利用非西方文化资源进行国关理论构建与创新，能否就这方面给青年人一些建议？

秦亚青：第一个要点，我们先把对方的理论彻底弄懂弄透，做到知己知彼。只有彻底把它弄懂、弄透了，你才能发现它哪些方面有问题。第二个要点，就是发现它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第三个要点，就是寻找我们本身文化中具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修正，或者颠覆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创新。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首先要想到，必须去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一些理论比如关系理论不太理解，因为他们没有中国文化的亲历式背景。当然，我们也需要将自身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一篇论文怎样才能写出新意。新意就是与别人不同，就是写出有意义的差异。首先，做文献处理的时候，先把这些文献都吃透了，然后再发现它们哪里有问题，思考自己能否有不一样的想法来立论。至于运用什么方法，实际上什么方法都可以写出很好的论文。你们问到悟性问题，我自己感觉是有些人可能聪明一些，不过没有后天的修养也是不行的，悟性是要结合后天的修养养成，这个养成就是要很敏感地去大量阅读、去反思。如果只是一本一本地看书，那么永远也看不完，再说看完了也没有用。需要把知识贯通领会，抓住最根本的点，进行批判性反思，使这个点能够为你所用。

问：百年大变局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会对国关研究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秦亚青：首先，世界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对于研究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种机遇。谁能够最深刻地把握住这些变化，并且有前瞻性的思维，那么他的研究成果肯定就会有很好的价值，这是第一层。例如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资本主义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比较明显，所以亚当·斯密能够根据这一新的时代变化提出一种崭新的理论。西方人用他的思想和理论来规范整个商业活动和经济制度，进而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其中是因为他把握住了这个大变局。

说到大变局，那么只要有“变”，就会有两种可能，变得好一些或者变得坏一些，这就到了第二层。我们不光要看到变化中的一些非常深层的东西，而且要想办法推动世界向好的地方变。作为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社会责任。我们常说的几句话其实是很深刻的。一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二是推动人类的文明的进步，三是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合作。对于学者而言，这些都是推动世界向好的转变，因此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山大国际观察”